新加坡从一个贫弱的小国，经过独立以来近40年的发展，成为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发达、环境优良、国富民安的强国，必有诸多因素起作用，如务实的治国理念、独特的地理位置、宽松的国际环境等，但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新加坡政府始终如一地坚持李光耀确立的“人才立国”的战略思想，并建立了一个具有本国特色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以保证最优秀的人才在国家最高决策层、政府机构和重要企业掌握权力。正如开国之君李光耀所言：“新加坡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那是因为新加坡拥有素质良好的人民。我国人民不但勤劳、学得快、又重实际，而且我国还拥有一大批杰出和训练有素的人才（1982—发表讲话的年份，下同）”。“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2000）”。“治国的成功之道就是栽培优秀的人才，罗致更多的人才，提高政府的素质和生活的素质（1993）”。倡导实行人才主义（也称精英主义）制度是李光耀的重要治国理念之一。他坚信人才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只有不断成长、改革、求变，才能使这个岛国屹立不倒。因此，积极“自我更新”成为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深信“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认定拙劣的领导人会拒优秀人才于门外。特别是新加坡这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小国，如果不以发掘人才为重，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最能发挥其才干的位置，新加坡就会永远落在别国后面。他从40多岁时就考虑接班人问题，几十年来苦心经营，培养政治上的新梯队，顺利完成交班工作。他还对如何培养和延揽企业家人才、军事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基层领袖人才发表见解，制定措施。正是李光耀在人才问题上的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的政策措施，使新加坡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李光耀自1959年通过竞选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总理，到1990年卸任而转为资政，30多年的执政经历，使他对人才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得非常透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因素。他说：“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国家基本单位人员的素质、力量和眼光。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倒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稳健的进步中团结坚强起来，或者在混乱中支离瓦解、衰败堕落，全由他们来决定（197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发觉，在经济发展上，那些没有天然地理和矿藏的国家要恢复国力，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潜在因素之一”。“我们应该牢记，人才资源可以弥补天然资源的缺乏。我坚信：人定胜天（1966）”。早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之前，李光耀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他的第一篇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是1962年在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学生会常年晚宴上的讲话。他指出，要实现工业化社会的目标，新加坡必须设立高等学府，以培养他日为国掌理行政或出任工商界要职的优秀人才。

李光耀最为重视的是政治领袖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好的政治领袖比好的政治体制更为重要，他说：“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的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灾难。相反，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2000）”。李光耀认为，一个糟糕的政治领袖，会把有魄力、有冲劲、有成就的国家变成无生气、怠惰、懒散的国家；把有凝聚力、有纪律、有信心的国家变成轻率、混乱、自怜的国家；把那些能够认出聪明能干的人而加以赏识的国家变成借平均主义之名把有才能的人挤入平庸人群的国家。正是充分认识到了领袖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李光耀从60年代开始就着手物色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人才，他说：“我有系统地在新加坡所有领域的精英层次，包括专业界、商界、制造业、职工会，物色三四十岁的青年才俊，不论男女，说服他们挺身而出参加竞选”，“必须物色一组人才进入内阁，为新加坡提供一个效率高、有创意的领导层”，“我们决心要有最好的人才组成政府（2000）”。“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这将是我们的末日（1988）”。“以为选举任何人出任新加坡公职，新加坡也能照旧运作的理论，是愚不可及的（1989）”。

为使最高领导层保证由最优秀和最有活力的人来组成，使国家的发展始终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李光耀还在人民行动党内部提出了“自我更新”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新加坡需要一个能自我更新，愿意面对困难而又不会迷失方向的政党。他敏锐地意识到，在生活中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变革。变革是生活中唯一不断发生的。“人生就是一个充满动力和连绵不断的改变过程（1980）”，新的问题、新的期望和新的标准不断涌现。因此，必须进行自我更新，内阁和国会必须不断引进新血。他讲到：“我想在没有退休前剩下的几年最好是用来考验和发掘更优秀的人才来接管这项重任，而不是紧握不放”，“人民行动党的元老如果紧握着权力不放，他们将不能履行他们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起用有才干、有献身精神和有魄力的人，也就是那些能够使党和年轻一代的领导层符合90年代需求的人，不然，新加坡将会有麻烦（198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从60年代就着手“搜罗、发掘和研究”年龄在36岁和46岁之间的年轻人才，他们挑选了一批“高瞻远瞩、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并放到各个岗位去经受考验和锤炼。新加坡现任总理吴作栋就是经过十几年的培养而被一步步选拔上来的。李光耀对老一代的领袖们说：“当这批年轻的领袖凭自己的本事渡过难关时，你们和我就都能舒一口气，因为这告诉我们，他们将能够使新加坡安度另20个年头，不断向前发展、推进（1982）”。

2001年李光耀在大选中再次当选议员时接受选民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