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光耀“人才立国”战略思想中，关于人才的标准和条件，占有重要的位置和分量。认识到了人的因素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更为关键的是选什么样的人和以什么方式选人。在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李光耀论述颇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要选具备“直升机素质”的人

李光耀认为，一个优秀的治国人才，仅在某一方面突出是不够的，而必须在各个方面表现优良，具有高超的综合素质，也就是所谓的“全人素质”。他以1970年升空的美国“阿波罗13号”宇宙飞船上的三个宇航员为例，当飞船在30万英里高空出现故障时，这三个人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临危不乱，一步步跟着地面指挥部的指示行事。这个实例，反映了美国航空局已经预先淘汰了所有可能在紧急时刻惊慌失措的人。李光耀由此得到启发，认为“一个组织要有良好素质、忠心耿耿、临危不乱的人，才会健全（1982）”，对那些有潜质成为部长的行动党未来候选人，也要进行心理测验，以确定其人格、智商、个人背景和价值观。测试结果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是至少有助于淘汰明显不适当的人选。为了能够准确把握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他专门向跨国公司的总裁们请教，了解他们是怎样招募和擢升高层人员的。通过考察了解，他认为壳牌石油公司的选人方法最好，就是运用确定“目前评估潜能”的方法，选出具有“直升机素质”的人。这种人的主要特质，是要兼具分析力、想象力和务实感三种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也就是要有直升飞机居高临下综观全局的目光、冷静分析与现实结合的能力和创造力。李光耀试行这套系统后，认为切实可行，于是从1983年起在公共服务部门正式推行，淘汰了原来沿用的那套英国系统。

2、要选具有“东方价值观”的人

作为华人社会的一分子，李光耀崇尚的是儒家主义的“东方价值观”，所以，他对领袖人才的道德操守标准要求很高。所谓“东方价值观“，李光耀认为其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1）重视家庭；（2）尊敬长者和权威；（3）辛勤工作、节俭；（4）以协商、共识代替竞争、对立；（5）社会利益高于个人权利；（6）重视治安法纪；（7）经济发展先于民主和人权；（8）“好政府”。对于“好政府”，李光耀说，要看人民的价值观而定，亚洲人所重视的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所重视的。西方人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希望政府是“小政府”，管得事越少越是好政府；而东方和东南亚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并不在于人权和民主，而是在于“好政府”：高效率、有绩效、负责任的行政官员能够提供安全和良好的机会，以达到改善生活水准的目的。后来，吴作栋继承李光耀的思想，把“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1991年向国会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调共识；种族和谐、家教宽容。

李光耀的祖籍广东省大埔县的 祖宅“中翰第”

确定了共同价值观，在选用人才上也就确立了一条共同遵守的标准。一个担任政府要职的人，必须是遵守共同价值观的模范，否则，能力再强也不予任用。因为，“新加坡的前途，全靠人民对他们的领袖所能信任的程度（1988）”。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毫不自私、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以赢得人民的信心。李光耀积多年之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确定一个人的人格，比确定一个人的才干和能力更重要，也更困难（2000）”。“执政了23年以后，我学会了怎样判断一个人的头脑和心肠的好坏。我研究他过去的记录：他曾经有过些什么作为，在几岁时做过些什么……；他怎样管人，怎样和人相处，对同事和部属是否起鼓励作用，是否有良好的判断力等。有没有坚强的性格？有没有无私的精神？除了他的本业以外，有没有献身其他的事业？（1982）”。他要求政府官员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必须愿意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代价，而不是只担心本身的前途，不担心人民的前途；只为个人打算，不为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勤奋好学，刻苦耐劳，严守纪律，自我克制，牺牲眼前的利益以换取长远的利益。因为“我们为人民服务，这是职责所在（1981）”。李光耀在1990年11月向吴作栋交班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我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当领袖的人不能自私自利或以自我为中心。人民行动党的每个干部都必须抱着利他主义，有一种肯为同胞做事的气概。我们如何传播和保存这种政治文化呢？就是把一些志同道合、具有相同动机的人招募入党”。为了使最高领导层形成一个共同价值观，李光耀还提出了“群体生存的精英策略”这一重要观点。他指出，任何社会里，最高领导层的忠诚友谊和团结精神、荣誉感和共同价值观，对群体的生存是极为重要的。“令人庆幸的是，我们的背景有足够的共同点，因而使得高层领导人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1990）”。

3、要选才能出众的人

具有过人的才能是李光耀对治国人才的又一要求。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好，要掌管好一个政府部门，才能平平的人是不行的。李光耀认为，在一个发达的社会里，平庸之辈当部长并无大碍，国家还是会生存，因为有良好的行政系统和高素质的公务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却对国家的存亡有生死攸关的关系。因此，“部长必须有不同的才干。你必须杰出，而且不只要上镜，处事也要机敏”，“如果我们的常任秘书比部长还行，我们将失败（在新加坡，部长是政务官，由选举产生的议员担任，是内阁成员。常任秘书是公务员中的最高职务，资深常秘接近于副部长级别）。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他们都是能干的人。但我们需要的何止是一般的能干！”“我们面对的并非寻常的难题，需要对问题通盘了解并有制胜妙法的能手（1989）”。他还说，高素质的部长领导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属下官员，不论多么优秀，给予部长强有力的支持，都不能弥补一位部长在思想敏锐、活力、想象力、创造力、干劲和冲劲方面的不足。“需要别人敦促而作出的反应，不论敦促者是何等明智贤能，都比不上一个思想积极、有学问和脑筋灵活的人的自发反应。由人代笔的演讲词，不论多么冠冕堂皇，和一个对问题有深刻感应，深思熟虑，以找出解决办法的部长发自内心的言语比较起来，总是缺乏那股信念和真诚的意味（1982）”。

李光耀认为，作为一个称职的政治领袖，必须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必须深入民间，与人民打成一片，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合作；必须能够感受人民的情绪、感觉和抱负；必须能够动员他们，治理他们，使他们能和你共同争取他们所要求的生活。1988年，李光耀准备两年后将总理职务交给吴作栋时，在一次演讲中对吴做了这样的评价：他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廉洁正直是没有问题的；他的人际关系是一流的；他善于发掘下属的才华，他并不害怕能干的人；他是一流的听者，有耐性、不摆架子，能把事情办好；他能在严峻的时刻作出决定，虽然看起来不象；他的正直与献身精神我没有怀疑。这既是李光耀对吴作栋个人优点的肯定，也是他为党和国家选择接班人的标准。因为他深知，“新加坡是一个刚上轨道的小国，必定要由它的人民当中最能干和最卓越的人才出来掌管政府，稍微差一点也不行”。“如果庸才和投机主义者在我国掌权，人民就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1982）”。

李光耀还要求行动党的所有议员磨练自己的政治洞察力和灵敏的政治嗅觉。他说，在宪法下，我们要当政，就必须每隔五年取得大多数议席里的大多数选票。在这种宪制下，灵敏的政治嗅觉，是每个议员不能缺少的素质。所谓灵敏的政治嗅觉，就是能够及时了解与体会到那些少受教育、照顾不周的穷苦人家的感受和想法。

4、要选意志坚强的人

李光耀纵横捭阖政坛几十年，历经风云变幻，深知从政之不易，会常常遇到危险、棘手和难以预料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政治领袖人才具备坚强的意志、顽强的作风和勇敢的气魄。他说：“一个领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履行人民的委托，不论他个人遭遇到怎样的危机，不然，他就不应该争取得到领袖的地位。那些在危机中寻求软弱选择的人，并不是领袖。历史会谴责他们是懦夫，他们的朋友和亲人也会早在历史对他们盖棺论定时，为他们感到羞耻（1980）”。他在回忆196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在两个选区落选而丢掉两个议席时说，我们昂起头来，在迎风飘扬的党旗下，从计票站游行回到党总部，并发表激昂的演讲。“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不低头。我们有争取胜利的决心。”“那些没有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的人，最好是去买卖股票。意志薄弱的人是不适合搞这种工作的。这种工作，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持久信心的人，才做得来（（1981）”。“我们当中那些软弱、缓慢或胆小的人，最先被淘汰。目前剩下来的是经过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过程而生存的。我们具有强烈的生存力，对各种伎俩和阴险手段都了如指掌，我们懂得如何对付所有的恶棍（1984）”。

在执政风格上，李光耀主张强硬的作风，在必要的时候，实行“大棒子”政治。他说：“领导人必须是一个好人，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强硬的人”，“无论领导作风如何，有时是有必要挥动大棒子的，这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决定被遵守”，“没有领袖能够保持柔弱的作风而同时希望能够生存（1990）”。李光耀同时认为，没有政府只是为了要表示强硬而实行强硬的政策。但是，当一个政府面对关键性的问题而畏缩，不敢作出强硬决定时，这个政府是在逃避责任，而国家也会遭殃。一个受欢迎的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受欢迎，而是在任期届满时，政府的各项政策都已收效，使政府获得足够的支持而蝉联执政。他预见到，“新加坡或迟或早可能面对危机，那时侯，人民和那些经得起考验、意志坚定、有应变能力的领袖之间，将建立起深厚和持久的关系（1991）”。

5、要选廉洁清正的人

李光耀一生崇尚清廉，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他最引为自豪的成就之一，是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国际公认的廉洁政府，连年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当1959年第一届民选政府宣誓就职时，李光耀要求内阁成员一律身穿白色衬衫和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清廉无私。他当年在英国读书时，目睹了来自中国的学生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贪得无厌行为的激愤。他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些年轻人把共产党人看成具有献身精神，随时准备杀身成仁的大公无私的楷模，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操的体现（2000）”。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由廉洁官员组成的清廉政府。他明确指出，一旦领导人廉洁程度不够，他们对高水准的要求就会不够严格，从那个时刻起，整个行政的廉洁结构就会软化而终于崩溃。因此，只有维护行政的廉洁，国家的经济才能起这样的作用——使新加坡人看到勤劳工作和报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新加坡人才会通过更好的教育和进一步的训练，去改善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而不希望通过“有权有势”的亲朋戚友或贿赂有适当地位的“熟人”去求取横财。

2000年李光耀77岁生日宴会；同一天，新加坡被某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这天下午，是《李光耀回忆录》首发式

李光耀把是否具有廉洁的作风，作为选拔领导人的首要条件。他坚定地认为：“公共服务，不论是政治领袖或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选来担任。他们必须具有最好的素质，也就是廉洁的作风、献身的精神、领导国家的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办事的能力。这就是我国的成功秘诀（1991）”。他经常告诫人们：“我国人民千万不可忘记，掌管政府的人，不论是部长或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常任秘书或是法定机构的总裁，如果没有高度的廉洁作风、献身精神和办事能力，必定使我国走下坡路（1991）”。他始终坚信：“廉洁的政治环境，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在这样的环境里，掌管政府、主要机关和大学的人，都是一群廉洁、可靠、能干，并且致力为国人创造一个更美好前途的人（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