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中心区的大人路(Tai Gin Road)12号，坐落着一栋白墙红瓦的别墅式建筑，这就是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3月16日下午，我和新加坡朋友邹福来先生前去拜访纪念馆馆长冯仲汉先生，并参观了晚晴园。

	晚晴园始建于19世纪末，最初是由当时的橡胶业巨头张永福买下送给其母亲陈宝娘女士的。他取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怜芳草，人间爱晚晴”里的“晚晴”两字，将其命名为“晚晴园”，象征晚霞绚烂，晴朗气爽，寓意母亲晚年安逸，晚景常好。张永福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热心支持者。1906年2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张永福在征得母亲同意后，将这栋别墅转送给孙中山先生，作为东南亚革命活动的指挥中枢。1908年，晚晴园成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部所在地。
●晚晴园主景

晚晴园是新加坡最珍贵的国家古迹之一。20世纪初期，它在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许多革命志士的壮烈事迹、民族主义的传扬及武装起义的策划，都在这里展开。它也曾见证了众多的革命史实：为推翻清政府统治，孙中山先生多次巡游南洋组织革命力量，拟定同盟会章程、成立南洋同盟会，策划镇南关起义、黄冈起义等等。孙中山先生一生到过新加坡8次。1910年，他与家眷最后一次住在晚晴园。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返回中国。张永福因支持革命，生意亏蚀很大，遂将晚晴园卖给了一位印度商人，印商买下后并未居住，别墅逐渐被遗忘，因年久失修而残破不堪。直到1937年才被李光前等6位同盟会的支持者赎回。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在1942年占领了新加坡，晚晴园成了日本军队的通讯部。战争结束之后，晚晴园又成为国民党新加坡支部办公室。1951年才由当时的中华总商会(现在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接管。1965年晚晴园被辟为“孙中山故居”。1994年，新加坡政府古迹保存局将“孙中山故居”定为国家级古迹。1996年，中华总商会将其定名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以追念孙中山先生在东南亚一带的革命事迹。1997年，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郭令裕先生的发起和推动下，成立了“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纪念馆的修复工作。2001年11月12日，修葺一新的纪念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并由内阁资政李光耀亲自主持开幕典礼。

冯仲汉先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晚晴园的历史和重建情况。这位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已届76岁高龄的老人，依然行动敏捷、精神矍铄且非常健谈，言谈中充满着激情。冯仲汉先生将他的晚年都寄托在这项事业上。为了忠于历史、收集更多文物或制作文物仿制品，他曾循着孙中山的足迹走遍了中国和新马各地，访问历史见证人、会馆或革命者的后裔。他说：“没有活的证据，墓志铭也能提供许多珍贵的信息。” 翻新扩建后的纪念馆是一座“凸”字形两层楼房，总面积3000平方米，总投资800万新元（约4000万元人民币）。楼前正中草坪上塑有一尊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他俯瞰草坪的凝重神态，向人们表达着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愿为理想而放弃一切的坚定信念。在铜像一侧，竖有一座3.5米高、16000公斤重的褚红色巨石，上面镌刻着李光耀资政亲撰的一行红色大字：“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在庭园内的墙壁上，则是一幅25米长、1.8米高的铜雕，描绘了20世纪初孙中山初到新加坡时所看到的情景。在大门的入口处，耸立着一棵已有100多年树龄的“烈士树”。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晚晴园居住时，这棵树已经生长在庭园里了。它见证过孙中山领导许多热血沸腾的志士仁人策划起义的经过，它也象征了烈士们为革命牺牲的精神。

●作者和冯仲汉先生(左)在孙中山 塑像前合影

在一楼展览厅，有和平室、奋斗室、集思厅和历史走廊四个展室，展室通过许多历史图片、文物及视听影像资料，介绍了晚清历史和孙中山的成长、奋斗过程。在二楼展览厅，有南洋室、新加坡室、遗珍室和时代走廊四个展室，介绍和描绘了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历程。在南洋室，大型油画《华侨是革命之母》，再现了矿工、橡胶工们聆听孙中山的演讲后，纷纷出钱出力，支援革命的情景。2001年11月19日，前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访问新加坡时曾到这里参观，当他看到这幅油画时说道，这幅画描绘的是孙中山向南洋劳动者宣传革命道理的情景，不仅题材好，画得也好。武昌起义胜利时，多数领导人还在海外，海外的华侨华人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加坡室，有一组题为《秘密会议》的特殊展品，是由高分子聚合体制成的十个人物塑像，描述了孙中山在晚晴园召开会议，与张永福、陈楚南、林义顺、陈粹芬、黄兴、胡汉民及汪精卫等策划起义时的场景。

获得新生的晚晴园，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和良性连锁反应，参观和访问者络绎不绝。新加坡政府把晚晴园当作一份历史遗产和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曾在推动晚晴园重修扩建中起过关键作用的前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部长、现任贸工部部长杨荣文准将说，孙中山倡导的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革命，对全世界华人的生活，影响深远。对新加坡人来说，保留晚晴园是一项重大的文化任务。1911年的辛亥革命对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晚晴园应被保留为华族的文化圣堂。这个圣堂，将丰富所有新加坡人和全世界华人的精神文明。他希望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对自己的祖先有所认识，从祖辈的事业中了解到自己是这个广阔世界的一员。他指出，自清朝末年以来，新加坡社会的演变深受中国局势的影响，而本地华人也对中国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这包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以及中国的抗日运动。我们认识了这环环紧扣的历史事件，才能掌握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脉络。如果我们不知道本地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便不能了解日军在这里展开各种暴行的原因，也不能了解战后新加坡的重要发展，包括人民行动党的成立，以及华文教育所面对的困境。这位颇具历史观的部长说，新加坡虽然面积小，但我们祖先的事迹和贡献，却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新加坡的长久生存，应有赖于新加坡人能对自己和对这个国家有宏观的定位，而不是只把视野锁在新加坡这个小岛国。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则从海外华人的角度，提出了孙中山的两大重要贡献。第一，孙中山使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改变。第二，他提出了“国民”的概念。这些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特殊的意义。王教授说，在中国传统史观里不承认失败者，因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奇妙的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失败多于成功，却仍被人们视为伟人。他说：“现在，我们不应只评论孙中山的成败，还要评论他的精神。由于他建设共和国的贡献很伟大，使得人们的史观改变了，对成败的看法也不同了。”孙中山提出“国民”的概念，唤醒了中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人去争取自身的权利。王教授说，几千年来，中国百姓都认为是皇帝的臣民，这种封建意识一直延伸到海外华人。

冯仲汉先生告诉我，去年7月中国外交部李肇星部长访问新加坡时，曾莅临晚晴园参观，他说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晚晴园是中新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冯先生说：“文化决定一切。历史的习惯、生活的准则，如果只考虑经济，不考虑文化，将是很危险的。中华民族是有五千年文明底蕴的民族。中华子孙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努力传承这个伟大民族的精神！”

（2004年3月18日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