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起，南大“管理经济学硕士项目”办公室专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杰出人士讲座系列”，邀请新加坡的成功人士就某一个专题，或是从理论上阐发见解，或是从实际感受中讲述体会。11月11日，新加坡教育部兼社会发展及体育部政务部长曾士生先生作为开讲第一人，为我们作了一场堪称精彩的报告，他讲的题目是：“苏州工业园的建设及经验”。

在9月5日南大举办的中秋节游园晚会上，曾经和曾士生先生有过一面之交，时间过去两个多月，没想到这位部长先生在演讲大厅一见到我，便把我的名字叫了出来，记忆力可谓不凡。那次见面时他曾告诉我，1994到1996年，他在中国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担任开发公司的总裁，感慨颇多，所以，今天的演讲内容，即是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感受。

苏州工业园区始建于1994年，那年的2月，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和李光耀资政在北京联合签署了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李鹏总理和吴作栋总理均出席了签字仪式。设立这个园区的背景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要求各地学习新加坡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家管理方面的经验，此后，国内许多代表团纷纷到新加坡去考察学习。李光耀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一个设想：在中国的某个城市划出约100平方公里的地段，将新加坡在吸引外资、建设工业区方面的知识、经验及运作方式转移到那里（新加坡称之为“软件转移”），并同时发展房地产和商业中心，让中国和新加坡的企业家共同合作，既能够使中国的企业家学到经验，也能让新加坡方面有利可图。这一建议得到两国最高领导人认可后，经过一番考察，定址在苏州市，并划定70平方公里土地开工建设。

当时年仅38岁的曾士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走马上任的。这位当年的新加坡总统奖学金获得者、留学英美两国的高材生，受此重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准备好好大干一场。但是，由于那时的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法律法规、工作规范、运行程序等尚不完备，又因两国在体制、理念、思维方式、办事程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在实际推动过程中，曾士生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诸如土地的批准、供电供水计划的落实、收费项目的核准等等。曾士生说：“我知道没有这么简单，可也没有想到那么复杂。”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他发现了中国和新加坡的三个不同：第一，在体制上，中国是纵向叠床架屋，横向部门林立，收费项目繁多，没有统一协调，每个部门都可以发红头文件。新加坡则层次少，部门少，收费项目概由法律规定；第二，在言、行、果方面，许多地方往往是承诺的条件难以兑现，很多事情不知谁说了算。新加坡则注重言必行，行必果，诚信为本；第三，在人际关系方面，新加坡重体系，不重关系，对关系的认识和中国不同。中国人重人情，重情义，“生死与共，你痛我痛，你爽我爽。”曾士生把中国的“朋友”分为三种：一是“一般朋友”，客客气气，有些事情也可以办；二是“好朋友”，比较熟悉，不必客气也可办事；三是“老朋友”，关系默契，一个电话，一个条子就可办事。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曾士生和他的同伴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投资的软环境也越来越好，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也得以顺利实施。如今，苏州工业园已经成为外商在我国投资置业的样板项目，也是我国融新加坡国际化理念和苏州文化底蕴为一体、发展速度最快、开发水平最高、吸引外资最多的开发区之一。

原定演讲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而曾士生只用半个小时主讲，然后，留出大部时间请大家提问，并声明不受时间限制。在理性的一问一答中，曾士生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

——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最令我感到惊讶的变化是，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各级官员，似乎是一夜之间，思想观念就转到了市场经济轨道上来，并且十分注意借他山之石，兴本国之业。既学到了资本主义的办法，又没有摒弃社会主义的精神，本人认为，这将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力量。

——中国的发展，应当是有梯次的，有重点的，而不是齐头并进。美国既有第一世界，也有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有的地方甚至连第三世界都不如。中国不是一个10几亿人的市场，而是100个1000万人的市场。如果中国有10个1000万人的“点”能够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那么，中国就成功了，然后，再逐步推动。

——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中国最大的努力，也是如何使社会和政治保持长期的稳定。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切将无从谈起。

——必须努力营造一个亲商重商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真心诚意地对待客商，如父母对子女，如老师对学生。我们的一个老前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做官的可以用无形之手把项目扼杀而不留痕迹，也能够把企业推向成功而不留痕迹。”把企业培养成功，可以使政府的成功成n次方的增加。

这位华校出身的新加坡政府高级官员，讲到激动处竟大段大段背诵起了中国古文《谏逐客书》，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曾士生先生的演讲，在同学们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大家还在议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有的认为讲得很深刻，有的则认为讲得太尖刻，但曾士生们在中国投资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加坡人在中国投资过程中的感受，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也有所提及，他说：“苏州五年，让我们见识了中国一层层行政机关和易变的经商文化的错综复杂。我们如今对中国的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会怎么绕道而行，回避各种路障，最终把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争取部分成功而不是彻底失败。”他还讲到：“中国的政府结构庞大复杂。从清朝开始历经整两个世纪的衰退，今后如何摆脱大清皇朝留下的传统，改变政府官员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作风，把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建设起来，是中国领导人面对的一项艰巨挑战。”

可以让外国投资者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并且正在逐步地革除一些陈规陋习，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亲商富商已在各个层面形成共识，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正在努力，我们任重而道远。

(2003年11月12日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