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是一位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秦始皇时代齐地的方士。关于他奉始皇帝之命渡海求仙并最终定藉东瀛的传说，在《史记)已有记载并为东亚不少学者承认。徐福东渡求仙活动，能够成功，看似当时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统治者的主观需要所推动，但从其历史文化意蕴言之，确有着开东西亚文化交流之先河的重要意义。

(一)秦始皇作为中国二千年前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专制君主希求长生不老以开万世太平、成万世君主实在情理之中。统一后，他在位十二年，五次东巡，受齐、燕方士、方术影响亦属必然。所以古史上对始皇帝派方士出海求仙索药均有记载，当非虚枉之辞。

(二)春秋战国时代，环渤海的齐燕之地乃方士云集活动的广阔场所。齐地更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大熔炉。当时有名的稷下学宫就曾有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农家、名家、兵家等等各学派进行交流、争鸣、辩难，从而造就了一大批集大成就的著名思想家，如荀子、邹衍等等，其中最能代表齐地方士文化的当属邹衍，他的阴阳五行学说被顾颉刚先生称之为“中国人的思想律”，当然更是秦代齐燕方士的思想律。作为方士文化独特产物的以信仰东海仙境为内容的方仙道则以长生、却老、谶言、封禅等各式方术，干世主、取禄位，使方士们得以与专制君主互相利用。这样，他们人海求仙的活动不仅具备了现实条件，而且具有了政治上的保证和财政上的支持。

(三)春秋战国时代的日本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母系氏族的绳纹文化时代。而时隔不久，到了秦汉时代日本社会中却发生了大变革：由母系氏族社会一跃而为父系氏族社会、由无阶级社会突变为阶级社会，绳纹文化则质变为弥生文化。这种突发的急速变化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即文明程度高的外来民族及其文化进入造成的。这一结论已为日本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认可。日本人类学家金关大夫曾对西日本弥生遗址中的大量人骨进行测定、比较，结果他发现，弥生时代人起初平均身高急剧超过绳纹人，但后来又逐渐降低，变得和绳纹人的身高差不多了。金观博士认为，这是由于高身人种从朝鲜半岛南部首先移居日本，后来逐渐湮没在大量原有的绳纹人中，结果混血而被吸收。(见石田英一郎《日本文化论》。)而在弥生时代，日本的稻作技术、养蚕业及蚕丝纺织手工业也发达起来，这是从中国江南或经朝鲜半岛南部或由海路传人日本而引起的经济进步，与此同时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如青铜器具铁器也传人日本，使日本由石器时代一下子进入了铁器时代。上述发生在日本的历史现象似可说明公元前二世纪在环渤海、黄海、东海的广大海陆区域内曾发生过一次以中国大陆为核心向外辐射的文化传播活动，造成这次奠定了东亚文明基础的文化传播活动的主要群体应是活跃于中国东部沿海一带的方士们。笔者并不否认日本弥生代高身人种自朝鲜半岛南下说，也不否认其他来源说，但能造成旧本社会发生迅速变革的外来人群不可能是当时中国东北少数民族的先民，也不可能是来自东南亚的菲律宾人或马来人，因为那时上述人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绳纹时代的日本人处于同一水平，而能够造成上述大变动的只能是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一带的人群。因为自上古以来自山东至辽东经朝鲜半岛至日本，往来甚早，渡海而至日本，亦早有记载。

综上所述可以说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移民潮可分为两部分人：一是在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驱压下，山东六国的贵族领主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盲目外逃，齐、燕、鲁、吴、越人或绕道朝鲜，或渡海而至日本。另一部分人就是秦统一后，秦方士们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渡海求仙活动。如果说前一部分移民可在人种变化、经济进步等物质层面的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象徐福这样的知识分子秉承统治阶级的委托而去渡海求仙，这样的活动就会不仅在人种方面的变化而且在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转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推断，当年秦始皇派徐福等一批青少年男女渡海求仙具备了必要的航海技术、手段，而且有统治阶级的政治保证和财政支持，从事这—活动是确实可信的，只是时机、出海地点、海路走向至今日还难以确定，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气象洋流、海潮的预测还只能凭经验和观察。徐福登上日本之时正值弥生时代初期，先期抵日的移民在制度上和精神上难有较大的建树，而象徐福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熟悉诸子百家之学和一整套典章制度，他循祖制而构建新的日本政治制度亦顺理成章，他自封神武天皇亦顺乎自然。

日本自弥生代始进入文明时代，并未经过奴隶制时代而直接进入封建领主社会。至明治维新前的两千多年日本一直实行的是天皇制下的封建割据领主制度。日本社会制度变迁的这一特点与当时发生的移民潮和徐福渡海求仙、落户日本是否有关系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徐福东渡的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国社会完成了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二是中国社会完成了由分裂割据的局面向中央集权的过渡。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社会发生的社会变迁在外来移民的作用下，一方面超越了奴隶社会制度，直接跨入封建社会，另一方面适应西日本自然地理环境分散性、隔离性的特点而是领主割据的局面。这恐怕也是被秦统一大势驱压的燕、齐、鲁、吴、越遗老遗少逃往日本的理所当然的归宿和选择。而在秦统一后完成了东渡日本的徐福也不能不作上述的选择。这是徐福东渡给日本制度文化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

与日本原初制度文化的演变相同步，其精神文化的进步也与徐福东渡有着必然的联系。

(1)徐福生活在中国由诸侯割据向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过渡的时代。秦始皇的武力横决天下，短期内完成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但精神文化上的整合却不是件短期内就可以成就的事业。春秋战国数百年造就的齐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首先，齐人多操工商之业，收渔盐之利，冶炼业亦发达，这与齐地东濒大海有关，称齐文化为海洋文化亦可说通。其次，齐、鲁两地较早地完成了制度变革。其三，齐燕人好阴阳五行之说，尚自然，重变化，崇进取，颇具探险精神，其四，齐人善兵书战策，好勇尚武，是兵家发源之地。齐文化的上述特色在秦统一后仍会延续。徐福为齐地方士，深受齐文化的熏陶，他东渡求仙给日本带来的文化影响必然染上齐文化的浓重色彩。

(2)秦的统一为齐燕方士的活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可以说北从渤海，南至东海的广大中国东部地区都是他们活动的场所，而浩瀚无垠、变化莫测、运动不居的海洋更培养了他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和灵活应变的能力，而这种探索、冒险的冲动更锻炼了他们的勇敢精神和求真的智慧。徐福的东渡不可能不给原初日本民族的精神中注入上述宝贵的品质和基因。

综上所述，徐福东渡在日本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化的原初时代的文化发展中起了推动作用，他求仙拜神的活动虽无结果，但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成果却造福后世。总结徐福东渡的文化功能可概括如下三点：

(一)开拓性功能，自徐福东渡以来，中、日、朝(韩)国的文化交流由自在走向了自为、由自发走上了自觉的时代，四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虽有源与流、主与次之别但其互补性、互利性、互惠性却是恒久的。

(二)奠基性功能。徐福东渡日本后，他带走的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与原有的土著文化相整合，改变了日本原有文化的封闭性和静止性，对日本进入文明时代的新文化的创建起了奠基性作用，无论后来的南下的通古斯人，还是北上的马来人都没有根本改变日本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独特性反而被日本文化所同化。

(三)学习、借鉴、改进性功能。日本社会迈向文明时代的第一步不是靠自身的变革而是靠外来的移民的作用而成就的。这些外来的移民当然就有徐福等东渡日本的人们，他们融人日本民族后，造成了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借鉴、改进外来先进文化的性格，这种性格保证了日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推动了日本民族总能与时代同步，直至近现代这种民族性格发展资本主义、富国强兵方面仍起了重要作用。在我们研究徐福东渡给东亚文化的交流带来的作用和影响时，也应研究同为东亚文化圈中的中、日、朝(韩)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中各自处于什么地位，起了什么作用。

笔者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原创型文化，因此在东亚文化圈中起了原动力作用；朝(韩)国地处东亚大陆东北角，可说是东亚文化圈的边缘文化，从精神层而言之，它是中华原创型文化的延伸；而日本则是另一类型的文化，说它属于东亚文化圈则是因为日本文化是在吸收了中华原创型文化的若干元素并与原土著文化相整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衍生型文化。

1、中华原创型文化发韧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黄河中下游一带，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至春秋战国时代而形成，它是一种有机整体文化，既具平原农耕文化的基因，又有草原游牧文化的种子；既含大河文化的血脉，又蕴海洋文化的质素。因此中华文化既有能动的一面，又有被动的一面；既有进取的一面，又有守成的一面；既有尚武的一面，又有崇文的一面；……总之是具有极强的韧性的圆融神通的文化。从哲学思维看，中华文化认宇宙为生命本体，因而创造了重直觉感悟的有机整体辩证思维方法。在以道德本位的范畴系统中崇尚中庸之道，但在仁与义的关系中往往以仁为本，在礼与乐的关系中往往以礼为本，在忠与恕的关系中往往以忠为本，在忠与孝的关系中往往以孝为本，在文与武的关系中往往重文轻武，在君与民的关系中往往以民为本，在人与天的关系中往往以人为本，等等，总之中华哲学思维是以有文主义为核心的充满着经验理性精神的生命哲学。

2、朝(韩)国在近代以前基本上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而具有东亚大陆文化的特征。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影响而浸染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浓重色彩。但是随着北朝鲜的独立和韩国经济的崛起，朝、韩两国民族主义精神不断觉醒，高扬本民族文化势在必行，这表现在对东亚文化的认同和两国自主发动的民族统一进程之中。

3、日本绳纹文化是其原始土著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元文化，它是一种静态文化，在受到中华原创型文化的冲击以后突变为弥生文化，后又演变为古坟文化，从而开始了其文明发展的历史。但是由于岛国的狭小、资源的贪乏、列岛的分散和人种的单一等自然地理、人文条件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欠缺，日本民族便从博大精深的中华原创型文化中选择、学习、借鉴自己需要的营养。

自徐福东渡至明治维新的二千年中，日本吸纳中国东部海洋文化立国，农工商渔牧工业并举，并无汉以降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偏向。隋唐以前，中日文化交流的路向基本是华出日人，而隋唐以降则是日本主动来华学习，他们学儒、学佛、学理，从来是自取所需，为己所用，形成了“学习——改造——实用”不断循环的实用主义精神。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日本人更重智、勇、忠、节、利、武等道德规范，国家至上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就是这种道德规范的表现。他们机敏、善变、尚武、好利、勤勉、好学、忠勇、敬业的精神从未改变，可是这种精神偏颇也造成了其文化无根，只重当今的现在主义精神，诚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所说：“在日本，历史无始无终，现在永远持续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现在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他又说：“在日本，不是‘改变’环境，而是环境‘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难以预想的变化，即对于突然出现的现在的情况，做出迅速反应的技术——心理技术很发达。”(见<日>加藤周一著《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中国衰落，日本急转船头，一个明治维新便改变了前此日本历史的走向，从学习西方中迅速赶上了西方。她先是学欧，搞起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败后追随美国，引进了美国式的多党民主政治。有人说日本人是以万变应万变，中国人是以不为应万变。如果此话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人能以万变应万变，是因为日本文化的衍生性和无根性，·而中国人能以不变应万变，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原创性和深根性。

二千年前的秦代发生的这一场方士求仙访药的活动及其所成就的徐福东渡的历史事件不期然而造成了当年东亚文化交流的一曲伟大动听的交响光。其后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不断，绵沿至今仍不能不怀念徐福这位文化交流的有史可稽的先驱人物。今天我们研究徐福东渡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就是要以历史为鉴、昭示后人：二十一世纪将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又一个辉煌的时代，这一次文化交流将跨越东亚地域而具有世界意义。因为今日之东亚已那两千年前的东亚，但今日东亚文化交流的源头却始之于两千年前甚至更早。

徐福时代的方士们活跃了包括我们秦皇岛在内的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一带，当时齐国有名的“稷下学宫”和燕国的“碣石学宫”就是方士们谈学论道的地方。《史记·孟荀列传》曾记载了燕昭王请邹衍到碣石宫讲学的事：邹子“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到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现在看来这“碣石宫”就在我们秦皇岛地区。后秦始皇东巡也曾来过秦皇岛，并派燕方士卢生等渡海求仙，这说明我们秦皇岛确是方士们求仙活动的重要地方。不论徐福从中国何地出海，在日本何地登陆，都不应影响我们研究“徐福现象”，因为“徐福现象”正是二千年来视儒家为正统的中国士大夫们所忽视或耻于言及的部分，今天应是补上这一历史缺憾的极好机会，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应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为此笔者提出研究“徐福现象”有必要坚持以下原则：

(1)主体性原则。“徐福现象”是中华文化与东亚其他文化交流所生之历史文化现象，是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传播并产生了重要结果的重要历史事件，大量的史料、遗迹、传说有待我们去辩析、研究、疏理，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然成为“徐福现象”研究的主体。

(2)主动性原则。确立了主体性地位，发挥主观能动性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今天东亚各国对“徐福现象”的研究不断深入，机构林立、论述颇丰、观点纷繁，但我们的有份量有说服力的论文并不多，大有主体地位旁落的危险，这需要我们主动扭转这种状况。

(3)协同性原则。要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必须加强国内徐福研究工作的协调与合作，除注意平时的信息沟通、资料交换、思想交流外，有必要举行一些学术研讨会、遗迹调查会，基本摸清徐福等方士们活动的规律、特点，他们的真实身份、信仰，积累丰厚的资料，形成中华徐福研究的合力。

(4)国际性原则。徐福等方士们的活动遍及今日中、日、朝 (韩)等诸国。虽源在中国，流却在外，因在华夏，果却在东瀛，因此“徐福现象”在今天看来就是国际现象，单靠国内研究远远不够，我们要主动与有关国家的相关组织，机构进行交流，不仅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不仅要走马观花，还要实地考察，以把握“徐福现象”的整体面貌，了解历史其实，从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5)前瞻性原则。研究“徐福现象”不仅要把握过去，还要注意当今，更要着眼于未来。二千多年前发生在东亚的这一场文化传播现象为后来东亚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虽然东亚各国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顺应时代的需要，塑造了各自文化的民族性并为东亚文化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从全局上看，中华文化的原创性和主导性地位并未改变。今天的东亚精神文化仍然沿着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中华轴心文化的原则演变，虽然这其中已渗染着其他文化的质素。正象一位外国学者说过的，人类的这种精神生活仍趋于这个轴心的时代。中国、印度以及西方都已证明曾有过若干次有意识的尝试，以恢复这个时代，如各种复兴运动。的确，我们也曾有过伟大的、新的精神创造，但是，它们都是由那些在轴心时代所获得的观念而导致的。同样日、韩等国也曾有过精神创造，它们想获得自己文化独特性的努力从未停止过。特别是日本，她曾学习过中国，也学习了西方，并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在日本，一种宣传日本文化融东西文化于一体的优越性和超越性并在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创造中将起主导作用的心态日益明显。但世所公认，至今并没有出现令人信服的征象表明，日本文化已具有了超越东西文化而独创一种新精神的要素。所以，放眼未来，中华文化的原创性和日本文化的衍生性恐难有改变。中国人在新的精神生活的创造中应该而且必定继续发挥独特而原则性的作用。

(6)目的性原则。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现实是，我们国家要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研究“徐福现象”就要为这个现象服务。因此要以“徐福现象”的研究为手段，加强中、日、朝、韩等东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要以“徐福现象”的研究为桥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吸引外国企业家来我国投资办实业；要以“徐福现象”的研究为红线广交国外朋友，拓宽我市对外交流渠道。

这六项原则实际是不可分开的整体，要全面把握，将我们徐福研究工作引向深入，推动东西文化交流事业，并在我市的经济建设的大树上开花结果。